建构作为纪念空间的“延乔路”：内容策展、互动仪式与数字记忆实践

摘要 本文基于“延乔路”纪念空间的个案研究，探讨“延乔路”如何由一个普通的日常生活空间被建构为一个引发民众参与话题讨论和纪念仪式的纪念空间，“延乔路”纪念仪式有怎样的表征、机制和效果，并由此探讨“延乔路”纪念空间生产以及数字记忆实践的情境、动力、特征、逻辑、意义和影响。在建党百年纪念的特定情境中，互联网模因的传播机制不断再生产革命烈士的记忆图式和纪念文化，也不断形塑和强化国家认同。“延乔路”纪念空间与记忆之场是在社交媒体内容策展和纪念仪式中不断生成的；其生产实践不仅受制于国家政治的逻辑，还有地方文化、空间经济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技术的逻辑，也充分体现了数字记忆实践的连接性、展演性与流动性。关键词 延乔路；纪念空间；内容策展；互动仪式；数字记忆实践一、引言2021年，在建党百年纪念的情境下，从国家到地方，政府机构、媒体机构和普通民众在不同的纪念空间里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随着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一条以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命名的马路——合肥的“延乔路”却意外走红。一些媒体机构和用户通过内容策展的方式将“延乔路”与纪念建党百年勾连起来，建构“延乔路”的话题，生产关于“延乔路”的象征性纪念空间。2021年6月30日晚，合肥市民自发来到延乔路，在路牌下插上国旗、党旗，摆满鲜花，纪念陈延年、陈乔年烈士。7月1日，在建党百年纪念日当天，更多的市民来到延乔路纪念，并留下很多卡片，写下寄语。民众将鲜花堆放在延乔路路牌下，有的还被胶带固定在路牌的杆子上，还有很多少先队员面对延乔路路牌敬礼，甚至一些单位组织党员来到路牌下宣誓，一时间“延乔路”的路牌成为一座“临时纪念碑”。而在微博上“网友在合肥延乔路路牌下献花”“今天的延乔路”“七一的延乔路破防了”等“延乔路”相关话题不断冲上热搜，“延乔路”纪念仪式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媒介事件。本文将基于“延乔路”纪念空间的个案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网络民族志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讨“延乔路”如何由一个普通的日常生活空间被建构为一个引发民众参与话题讨论和纪念仪式的纪念空间，“延乔路”纪念仪式有怎样的表征、机制和效果，并由此探讨“延乔路”纪念空间生产以及数字记忆实践的情境、动力、特征、逻辑、意义和影响。（一）个案特征的代表性本文以“延乔路”纪念空间为个案，注重研究“个案特征的代表性”[1]。基于“扩展的个案研究”建立“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的思路，本文试图站在当下政治、文化和技术的宏观场景中，去理解“那些微观处境如何被宏大的结构所形塑，说明一般性的社会力量如何形塑和产生特定环境中的结果”[2]，理解建构“延乔路”纪念空间的各种结构性的力量和机制。概括而言，该个案在以下几方面具有个案特征的代表性，并能够进一步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视野：1.纪念空间和记忆之场的生成与形塑。集体记忆的保存和运作总借助于某种载体，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称之为“记忆之场”，它既可以是作为观念的抽象物，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地理空间性的场所[3]。记忆之场指“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它“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4]。目前关于纪念空间与记忆之场的研究往往是先有一处实体性纪念空间（如纪念馆、纪念碑等），再去探讨该纪念空间是如何由不同行动者以及各种政治、文化、社会力量生产和再生产的，集体记忆又是如何塑造的[5]。而关于网络纪念空间的研究，又往往聚焦于无实体空间的虚拟性记忆之场（如形式各样的线上纪念堂、赛博纪念馆、VR纪念空间、网络直播仪式庆典等），关注传统纪念空间网络化转型的运行模式，即纪念空间仪式时空、参与方式和话语权力的重组和演变[6]。这类网络纪念空间所塑造的记忆之场是一种线上抽象的象征性空间，而不是线下具体的实体性空间。“延乔路”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本是一条普通的马路，是作为生活空间而存在的。它的路名于2013年合肥市第四批道路命名公示后确认公布，目的是为纪念安徽籍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7]。但“延乔路”在走红之前，除了合肥当地市政府规划和民政部门等相关工作人员了解其背后的纪念意义，它几乎不为公众所熟知，并非真正的“记忆之场”[8]。“延乔路”是在社交媒体内容策展和纪念仪式中逐步生成的纪念空间，一个被重新发现、使用并赋予象征意义的实体性空间。“延乔路”的“记忆之场”是一个线上线下融合、互构的场域，既包括线下的“延乔路”道路空间，也包括线上关于“延乔路”的话语空间。这一纪念空间和“记忆之场”的生成和形塑过程对我们从空间维度研究记忆实践具有独特的启示。2.建党百年的纪念仪式。目前有关建党百年纪念仪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仪式的研究，且研究对象为各大主流媒体关于建党百年的纪念大会直播、全媒体传播、融媒体报道和电视晚会，以此探讨媒介如何建构纪念仪式，塑造集体记忆和认同[9]。本文希望超越主流媒体建构的视角，将民众在社交媒体的参与行动纳入到纪念仪式研究之中。媒介不仅再现和传播纪念仪式，更是纪念仪式生产的场域和行动者。并且，比起建党百年纪念日国家在天安门举行的宏大纪念仪式，“延乔路”个案所代表的关于建党百年地方的、微观的纪念空间和纪念仪式也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能够体现集体记忆更为丰富多元的层次、细密纷繁的纹理。此外，本文所呈现的多元主体策展、线上线下有机联动且边界较为模糊的纪念仪式，有助于拓展对数字时代纪念仪式的理解。3.数字记忆实践。数字时代的社交媒体改变了记忆的形式和机制，因为数字化是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状态和记忆生态。数字媒介与技术的变革给记忆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连接转向”[10]。在此基础之上，李红涛、杨蕊鑫认为，对数字记忆的考察应该在实践视角之下，将数字记忆研究的重心从“媒介再现”转移到依托数字媒介展开的记忆实践，即人们如何运用数字媒介——或者在数字世界中——记忆和遗忘，激发记忆研究的想象力[11]。赵静蓉指出，互联网从记忆的主体（“群众”）、对象（“信息”）、方式（“电子阅读”与“文化习惯”）和表征（“纷众记忆”），颠覆了原本由国家和社会(或民间)所构成的记忆生态，创造出更多关于记忆乃至国家记忆的可能性[12]。在深度媒介化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不仅丰富了革命历史记忆的再现形式，更贯穿了国家记忆建构的全过程。本文主要聚焦“延乔路”的数字记忆实践，希冀沿着连接转向和实践视角的研究路径，关注社交媒体如何作为一种记忆实践的行动者和中介机制建构纪念空间，试图以兴味盎然的中国经验推进关于数字记忆本土化的理论阐释。（二）研究方法1. 参与式观察与网络民族志。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和网络民族志的方法观照“延乔路”纪念空间和纪念仪式的建构过程，理解其数字记忆实践生产和传播的脉络。一方面，本研究以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考察“延乔路”线下空间纪念仪式的符号与行动，为重点分析线上互动仪式提供参照。另一方面，本研究以新浪微博作为网络民族志的田野，探讨“以互联网技术为中介的线上社区新实践和变化的意义系统”[13]，聚焦微博上各种专业媒体机构和普通用户围绕“延乔路”的话题互动，观照“延乔路”线上互动仪式的表征、机制与效果，并由此考察数字记忆实践的情境和动力。2.文本分析。本文的文本分析对象既包括在“延乔路”线下纪念仪式中的各种卡片留言文本，也包括在微博上关于“延乔路”的话题文本及评论文本。本文以“延乔路”为关键词，搜集新浪微博相关话题46个，去掉其中话题内容完全重复以及阅读量在10万以下的话题，共选取30个话题作为有效话题（表1），话题文本收集区间为2021年3月19日至2021年7月10日，并在这30个话题的上万条评论中，随机抽取2,000条评论，作为评论文本进行分析。按照学术惯例，为保护网友隐私，我们将对所分析的文本做匿名处理，以其网名拼音的前三位首字母作为名称注明出处。本研究将文本置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采取多种文本分析方法，如框架分析、叙事分析、批判话语分析，分析“延乔路”话题的内容策展、纪念仪式以及国家认同和国家记忆的建构过程，并由此探究数字记忆实践的特征、逻辑、意义和影响。二、内容策展与纪念空间的生产
“延乔路”从一条寂寂无名的马路到成为热搜议题，离不开社交媒体上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专业内容策展以及用户内容策展。策展有“策划、筛选并展示”之意，早期主要指“艺术展览活动中的构思、组织和管理工作”[14]，如今策展也被广泛应用在内容产业领域。所谓“内容策展”是指人们针对特定主题，从某个或多个视角对已有的信息内容进行搜集、筛选、组织、保存，然后呈现分享的过程[15]。内容策展赋予搜集、组织而得的信息以定性判断，从而增加这些信息的价值[16]。本文将先从内容策展的主题、主体、情境、动力几方面来探讨“延乔路”话题的议程设置与纪念空间的生产。（一）内容策展的主题与主体基于对延乔路30个话题的分析，大致可以梳理出“延乔路”内容策展的三个主题（表1）：（1）七一建党百年纪念日之前对“延乔路”的推介；（2）七一建党百年纪念日前后围绕“延乔路”的纪念仪式；（3）关于“延乔路”纪念空间规划的讨论。这三个主题之间也有内在联系、相辅相成，可以说七一建党百年纪念日之前社交媒体对“延乔路”的不断推介扩大了这条道路的知名度，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在七一建党百年纪念期间所发起的线下纪念仪式，线上纪念仪式和线下仪式同步发生、有机联动，又不断制造关于延乔路新的议题。“延乔路”话题的发酵，也引起了人们对“延乔路”纪念空间规划的诉求，这些诉求又引发了新的热议。话题标签作为一种简易便捷的策展装置，结构化地聚合和展演内容，创造公共议题。从表1可见，“延乔路”话题中阅读量最高的三个话题是：话题10“#今天的延乔路”（4亿）、话题8 “#网友在合肥延乔路路牌下献花”（1.6亿）、话题11“#今天的延乔路路牌下摆满鲜花”（4972.7万）。而讨论量最高的三个话题是：话题10“#今天的延乔路”（3.8万）、话题1“#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话题8 “#网友在合肥延乔路路牌下献花”（1.4万）。阅读量和讨论量均为最高的话题10的内容策展者“长安街知事”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新媒体机构。在所有话题中，中央媒体作为内容策展者占比33.3%，而安徽本地媒体占比23.3%。综合来看，自媒体对最初策展“延乔路”话题起到关键作用，但官方媒体在话题后续的内容策展和持续的媒体动员上更具有影响力，在“延乔路”话题的议程设置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七一纪念仪式中，地方媒体《新安晚报》作为内容策展者表现积极，在6月30日最先发起“网友在合肥延乔路路牌下献花”的话题，引起各大媒体在七一建党百年纪念日更为广泛的关注。除了专业内容策展，用户也在不断再生产“延乔路”的话题内容，既是内容消费者，也是内容生产者和传播者，在社交媒体中进行社会化策展。社会化策展强调社交媒体中用户生产内容的价值,将策展视为一种新的信息组织和增值的交互架构[17]。用户通过添加标签#参与到某一话题之中，使其发布的内容获得一定的显示度。尤其是在“延乔路”七一纪念仪式的现场，用户参与线下纪念再将对现场的描述、照片或视频上传至社交媒体平台，或者评论、转发、点赞线上纪念内容，成为公共新闻生产的“移动目击者”[18]。这种话题参与是一种特殊的具身性互动，参与者的身体“与线上线下空间互嵌，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与技术互动”[19]。总之，在社交媒体中，经由无数策展人和无数情境不断重组替换，话题内容的语义学边界始终处于最新状态[20]。围绕“延乔路”的话题，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专业策展人以及普通用户策展人动态交互，反复建立联结，“延乔路”内容的语境和语义学边界亦不断重构。（二）内容策展的情境与动力“延乔路”内容策展的动力来自于在建党百年纪念的特定时机下，将以早期共产党人陈延年、陈乔年烈士命名的马路及其革命故事与庆祝建党百年勾连起来。“勾连”指的是一种联系或连接，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作为一种规律或生活事实预先给定的，它需要特定的存在条件，必须被特定的过程积极地支持；这种勾连并不是必然的对应，而是在特定时机下的勾连，始终处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21]。在建党百年纪念中，纪念报道是媒体调用集体记忆的主要类型。同样，“延乔路”内容策展正是通过在重要时间节点生产纪念性文本，从而“以媒介仪式的形式发挥建构记忆和建立身份认同等重要功能”[22]。可以说，这条道路的纪念意义是“在特定情境中被重新激活了”[23]。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于2021年2月1日在CCTV1播出，并在优酷视频、爱奇艺同步播出。该剧曾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开展的“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作品创作展播活动”[24]。随着《觉醒年代》的热播，陈延年、陈乔年的革命故事被重新发现。2021年3月19日是该剧收官之日，这一天自媒体“饭圈安利鹅”第一次在微博上发起“#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的话题：“《觉醒年代》这段，看得我老泪纵横……《觉醒年代》是非常值得花时间去看的好剧，大家有空也可以去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去看看成千上万烈士的事迹，他们不该被我们忘记。”这个话题迅速引发公众热议和共鸣，而“延乔路”由此走进公众视野。2021年4月4日《中国青年报》微博账号接力发起话题“#延乔路集贤路都通往繁华大道#”：“近日，9.2分的《觉醒年代》完结。记者发现，在延年乔年的老家安徽，省会合肥有一条路叫‘延乔路’，这条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青年。”有网友抛出了更催泪的故事：“延乔路旁是集贤路，而陈独秀葬在今安徽安庆集贤关。延乔路短，集贤路长，他们没能汇合，却都通往了——繁华大道！今天，转发，向他们致敬！”该话题又与其策展的革命烈士纪念话题“#云上的纪念#”相链接，并引用了《中国青年报》微信公众号当天发布的文章“《觉醒年代》爆哭完结！这个梗所有人都没发现……”，收录于话题合集“#奋斗百年路·起航新征程”[25]。这一系列互文性的内容策展运作都是为了在清明节的特定情境中以纪念烈士来纪念建党百年。而“梨视频”微博账号在2021年5月4日所发起的话题“#安徽延乔路尽头是繁华大道#”，又特别制作了短视频通过历史影像资料和采访讲述陈延年、陈乔年的革命故事，将话题与“#五四青年节”相勾连，又在五四青年节的特定情境中以五四青年的革命故事来纪念建党百年。2021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微博账号又发起了“#延乔路的尽头通往繁华大道”的话题，是为了勾连电视剧《觉醒年代》的话题，当天《人民日报》做了一整版关于庆祝建党100周年重大主题电视剧的讨论，题为“理想信念光耀荧屏”[26]。《人民日报》微博账号话题的内容策展与其报纸的内容策展产生一种互文性，从文艺宣传的角度共同呼应建党百年，为即将到来的建党百年纪念日预热。而在七一建党百年纪念日前后，围绕“延乔路”的纪念仪式更是直接为了庆祝建党百年，这期间“延乔路”的线上话题也是聚焦其线下的纪念仪式，并直接与“#祝福党的百年华诞#”“#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514.8万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建党100周年庆祝大会#”等纪念话题相勾连。在七一建党百年纪念日之后，伴随着“延乔路”纪念仪式的话题热度，修建“延乔路”地铁与陈延年、陈乔年烈士雕塑等空间规划诉求被网友们提议并讨论。总之，社交媒体的内容策展提升了“延乔路”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也重新生产了该纪念空间的主题、象征符号和意义。从国家层面，“延乔路”内容策展与建党百年纪念的主题紧密呼应，旨在将陈延年、陈乔年革命烈士的事迹与纪念空间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和国家记忆之中。从地方层面，“延乔路”内容策展既与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呼应，增强地方在建党百年纪念中的显示度，也以此为契机，充分挖掘和再造延乔路作为纪念空间的象征资源和意义，推动延乔路周边物质和社会空间的转变，从而塑造新的地方景观和记忆。“延乔路”为人们纪念陈延年、陈乔年革命烈士提供了一种“空间性的、在地性的、物质性的现实依据”[27]。如果说《觉醒年代》让陈延年、陈乔年的故事打动人心，在公共领域中被认为是值得纪念的，那么“延乔路”内容策展则将对革命烈士的纪念引向一个更具象的空间，使“延乔路”成为一个人们有能力接近、能够参与其中的记忆之场。三、互动仪式：记忆图式、纪念文化与国家认同加拿大学者格兰姆斯将仪式划分为六种类型：“仪式化”(即具有仪式意味的动作或姿态)、礼仪、典礼、巫术、礼拜、庆典[28]。戈夫曼则更强调微观层次的直接互动，认为仪式代表了一种“个体必须守卫和设计其行动符号意义的方式，同时直接呈现对其有特别价值的对象”[29]。在建党百年纪念日之际，“延乔路”线上和线下空间对陈延年、陈乔年革命烈士的纪念仪式，包括“仪式化”和“典礼”两种类型。仪式离不开群体的社会互动，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的理论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对仪式进行考察，关注微观情境的局部结构和动力学，强调社会形态结构的意义体现在局部情境中的微观社会互动模式，为符号建构提供了一个经验机制和过程模型[30]。本文将以“互动仪式”为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考察“延乔路”纪念仪式的表征、机制与效果，并由此探讨纪念仪式、纪念空间与集体记忆的相互形塑关系。(一）互动仪式的表征：纪念空间实践与记忆图式“延乔路”纪念仪式的行动者既包括“延乔路”线下空间纪念仪式的参与者，也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围绕“延乔路”纪念话题互动的参与者。首先，线上的参与是“延乔路”纪念仪式的重要部分，深刻建构着集体记忆与现实感。柯林斯表示，大规模的、相对正式的仪式相比小规模的自然仪式而言，远程的交流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神经系统能够直接远程产生连带作用，那么其效果与亲身在场是一样的[31]。判断仪式的根本标准不在于其“刻板程序”，而要看在其规范化的仪轨表象下，是否涌动着更深一层的动态的“加能”过程，即互动参与者形成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强烈地觉知到彼此意识”的前提下，不断强化言语、体势语以及情感的“节奏连带”，由此激发出“继续提高其相互参与的主体性”[32]。因此，在深度媒介化的今天，网络空间的共同在场需打破被定义为“虚拟”在场的偏见，数字纪念仪式也是一种真实在场，有着真实的互动仪式的过程和结果。其次，线上线下的互动仪式相互形塑、有机联动，是一个不断媒介化和再媒介化的过程。社交媒体以内容策展的方式制造“延乔路”议题，才酝酿了线下的纪念仪式。在建党百年纪念日，在“延乔路”路牌后，立着记录两位革命烈士事迹的展板，营造纪念场景和氛围。线下卡片留言的书写实践，以及献花、鞠躬、敬礼、宣誓等身体实践，经拍摄、编辑发布至社交媒体，以线上的跨媒介叙事得以再媒介化。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传授行为”是“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因为很多“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 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3]。随着参与纪念仪式的人越来越多，“延乔路”话题不断冲上热搜，有了更大的曝光度，甚至原本已经非常破旧的“延乔路”路牌也在2021年7月2日被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更新。在官方的宣传、动员和规划，以及民众的参与中，“延乔路”的物质空间和象征空间不断被再媒介化。更为重要的是，线上线下互动仪式中的纪念话语深刻形塑着革命烈士纪念的记忆图式，也赋予纪念空间以新的意义。我们的观念是图式(scheme)的产物，社会图式是抽象的象征系统，构造着我们对社会世界的认识[34]。图式是在过往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框架或标准，通过这些框架，人们对新的经验作出预判、评估和反身性的改造[35]。图式的内化对我们的认知、情感和行动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概括而言，围绕“延乔路”话题，关于陈延年、陈乔年革命烈士的纪念话语主要蕴含着三种记忆图式（表2）。第一种记忆图式是“感动、缅怀与致敬”。这一图式将对陈延年、陈乔年烈士的情感，寄托在“延乔路”的物质空间之中。第二种记忆图式是“致谢与国家自信”。2021年7月1日，“延乔路”路牌下摆满鲜花，当天出版的《参考消息》报纸因头版题为《中共自信豪迈迎来百年华诞》《中共接续奋斗写就百年史诗》的文章，也被醒目地摆放在花丛中。这一仪式化的象征行为又以“#延乔路鲜花丛中有一份参考消息”的话题在微博上被广泛传播。国家自信的话语与向革命先烈致谢的话语紧密勾连，作为一种情感结构的象征符码和政治历史的因果逻辑而再生产。而在延乔路鲜花丛中的卡片在微博上传播最广的便是这句：“延乔路虽短，但尽头却是繁华大道，这短短的路途中，却经历了一百年的艰苦奋战，这盛世，如你们所愿；这盛世我们将会是你们的双眼，替你们看遍。——中国人。” 这一纪念话语又被浓缩成“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成了最初推介“延乔路”的话题模板。尼采提出所有语言都是隐喻性的；戈夫曼认为，隐喻表达的是我们“与事物的关系，而不是事物本身”[36]。“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以隐喻的修辞编写意义的脚本，以“延乔路”象征革命历史，以“繁华大道”象征国家的发展，地理的位置关系被转译为一种政治历史的因果关系，即革命烈士的奋斗和牺牲带来了今天国家的繁荣富强，试图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一种线性的联系。并且，陈乔年烈士就义前，曾对狱友们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37]，而“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这一隐喻也是以今天的国家发展告慰烈士的遗愿，形成一种社会理想的互文性。第三种记忆图式是“励志与坚定理想信念”。“于乱世探索真理，在至暗时刻寻找光明，虽千万人吾往矣！——21世纪新青年”，建党百年纪念日当天延乔路鲜花丛中的这则卡片同样醒目。此刻，“21世纪新青年”与“20世纪新青年”陈延年、陈乔年的理想信念建立了一种理解和共情。现场一些老党员和中小学生有组织地进行宣誓，可以视为一种继承革命烈士遗志、坚定理想信念的界定仪式。而线上一系列励志与坚定理想信念的话语也试图从革命记忆中汲取一种面向现实和未来的精神资源和社会想象。总之，记忆的社会图式影响了人们如何理解过去、面对现在和想象未来。在建党百年纪念这一特定情境中，国家政治强势在场，因此用户评论的纪念话语与官方媒体话题的纪念话语在记忆图式上是基本一致的，官方记忆和大众记忆相互吸纳、融合，共享主流的叙事和情感框架。（二）互动仪式的机制：互联网模因与纪念文化的再生产1.互联网模因的传播机制与情感能量的聚集在围绕“延乔路”话题的线上互动仪式中，“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这盛世如你所愿”、“破防了”“致敬英雄”“缅怀先烈”“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中国人的浪漫”等一系列话语，作为强势的互联网模因，被网民们不断复制、衍生和扩散。“模因”（meme）一词最早由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提出，他将模因定义为“一个可以用来描述模仿行为的文化传播单位”，是“人类社会文化传递的复制因子”[38]。他的学生苏珊·布莱克摩尔进一步发扬了模因理论，认为模因是“储存在大脑或其它对象之中的、可以通过模仿而被传递的任何事物”，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具有高度重复性的模因也具有某种元结构的特征[39]。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利莫·士夫曼提出了“互联网模因”（internet memes）的概念，即“一组具有共同特征的内容/形式/立场，被有意识地创造为相互联系的、由网民推动并通过互联网流传/模仿或变形的数字项目”[40]。“互联网模因”被视为是参与文化的典型代表，是“流行文化的单位，它们被各个互联网用户传播、模仿和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共享的文化体验”[41]。文字、图片、表情、视频、音频等可复制元素都可以是互联网模因的符号载体。除了前述的高频语言模因，背景音乐作为一种强化情感能量的互联网音乐模因，与其嵌入的文字、影像纪念文本共同生产互文性的意义。例如，高频背景音乐《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专门为庆祝建党百年而重新填词。歌词“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你转过身之前的那个笑容，我都懂；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营造当下青年人和建党初期一代革命青年对话的情境，代入历史主体的情境与心声，“那抹红在心中”象征政治信仰的继承。还有一个典型的互联网音乐模因《万疆》同样也是为庆祝建党百年而作，歌词充满了政治象征的意象，强烈渲染爱国爱党的情绪。“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承一脉血流淌。难同当，福共享，挺立起了脊梁。吾国万疆，以仁爱，千年不灭的信仰。”这段旋律被大量复制嵌入参与者的各种纪念文本，将国家的象征意义与纪念建党百年的行动场景勾连，形成弥漫的声音景观，“在个体与社会生活方面激起情感与共享的感觉，在自我与公共层面建立联结”[42]。总之，互联网模因的传播是一种符号和情感的再生产机制，促进节奏连带的反馈和情感能量的聚集。共享的情感及认知体验是由参与者情感与关注点的相互连带产生的，参与者的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的根本引擎和变压器；当互动仪式中参与者共同关注同一件事情，并且相互意识到对方的焦点，参与者则会被彼此的情感所吸引，共同的情感状态因相互影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也更有支配性，实现高度的情感连带[43]。“延乔路”互动仪式中的互联网模因不断复制和再生产，参与者在符号互动中形成并不断强化相互关注的焦点与情感连带。参与者的情感经由互联网模因的传播相互连接、聚合和调适，建构共同在场的现实感，强化主导的记忆图式。2.记忆图式与纪念文化的再生产集体记忆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个体在社会中不断习得的结果，个体记忆受到社会框架的引导和制约。在“延乔路”纪念仪式中，对革命烈士的纪念除了与官方媒体机构的议程设置和主导叙事有关，更与历时性的革命烈士纪念文化有关。我们长期的教育场域与舆论场域形塑主体关于革命历史记忆的图式，不断再生产对于革命烈士的纪念文化。对当下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革命历史并非一种个人亲身体验的“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而是一种“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 ，即“对代表事物之抽象符号意义的了解”[44]。语言可以视为一种“记忆系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集体记忆指关于过去的公共话语[45]。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塑造我们的集体记忆，源于在叙述和理解过去时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某种特定的话语方式。对革命烈士的纪念是以语义记忆的形式弥漫在我们的社会主流话语中，形成相对比较固定的记忆图式。可以说，革命烈士纪念文化既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也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而得以继承和再生产。首先，尽管新媒体技术中介了纪念仪式，但传统的纪念文化仍然深刻影响数字时代的纪念。对革命烈士的纪念往往取材于已有的象征资源库，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46]。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到各种官方的革命烈士纪念日演讲稿，都是革命烈士纪念文化的“工具箱”[47]，为革命烈士纪念仪式提供规范性的话语、意象和叙事脚本，奠定基础的意义结构，导航纪念情感的整体基调。我们对图式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依据其构念的可及性，一种图式被使用得越频繁，在将来处理经验时越有用；图式的可及性不仅建立在个人以往使用它的频率上，而且与它在记忆中的显著性有关[48]。互联网为“延乔路”纪念仪式创设了新的空间，但其记忆图式与传统的革命烈士纪念图式保持了同构性和连续性。其次， 除了纪念话语，纪念文化也通过仪式性的身体化实践得以传承。康纳顿强调记忆在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中的操演和身体化过程，沉淀在身体上的习惯记忆，显现为身体的自动化，有着特别的持久性，可以很好地保存过去[49]。对革命烈士的纪念仪式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记忆，形成“明确的历史参考和意识”[50]。每年在建党纪念日举行的纪念革命烈士的仪式，如组织中小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在革命烈士雕像前献花、敬礼、宣誓等，是一种典型的革命文化记忆的组织形式。在“延乔路”线下纪念仪式中，人们也依然在继承这种习得的纪念传统，以身体实践再生产这种纪念文化。集体记忆作为文化系统，充当社会构造的模型，“界定社会经验、勾勒其价值观和目标，并为实现目标提供认知、情感和道德层面的指引或导向”[51]。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陈延年、陈乔年革命烈士的纪念仪式，也是对革命纪念文化的记忆实践。此外，除了深层的记忆惯习与纪念文化的再生产，这次“延乔路”纪念仪式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相对于过去强调继承革命烈士遗志的奋斗话语，或者说烈士牺牲的创伤话语，当前对革命烈士的纪念话语更强调国家繁荣富强对烈士遗志的慰藉，洋溢着国家自信的情绪。前者突显一种烈士遗志未完成仍需奋斗的状态，在哀悼中凝聚国家复兴的力量，而后者则更突显烈士遗志已完成的状态，在欣慰中展现国家富强的力量，由此证明烈士革命道路选择的正当性以及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影响。虽然这两种话语在革命烈士纪念仪式中共存，但两者存在不同的话语修辞策略和情感色彩，这一变化折射了当下在民族主义情绪上深刻而微妙的社会心理转型。（三）互动仪式的效果：国家认同与国家记忆的形塑“认同”是个体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观念，且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与持久性，它是个体自我认知的一部分，而个体对于国家的情感归属意识形成了国家认同[52]。从国家认同的形成方式来看，国家认同属于一种建构性的社会认同[5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近代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建立在人们共有记忆的基础上[54]。在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脉络中，共享的历史记忆尤其是战争记忆和革命记忆在建构和维系国家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将“国家”化解成中国、祖国、民族和政党四个含义，国家记忆则可以分别被理解为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记忆、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祖国记忆、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记忆和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记忆[55]。结合本案例中“国家”特定的使用情境，本文所探讨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记忆主要是指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祖国认同和祖国记忆，以及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认同和政党记忆。首先，陈延年、陈乔年的故事成为互动群体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实现参与者高度的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后，国家认同和国家记忆得以建构。人们从群体互动中得到充分的情感能量，随着情感能量的迅速累积，形成情感共鸣[56]。《觉醒年代》中陈延年、陈乔年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延乔路”线上线下的纪念仪式不断再生产他们的记忆，强化象征意义和情感。在烈士精神的感召下，网友们写道：革命先烈的牺牲史,每一个字都好痛。我们在历史书上匆匆翻过的一页，就是他们的一生。也许短暂，绝对从容而伟岸。今天的和平与幸福，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披荆斩棘换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爱国情怀永不泯灭。（WYY）此生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MYZ）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WGF）群体成员通过传播陈延年、陈乔年的故事，缅怀先烈，为中国当今的繁荣富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坚定理想信念继续奋斗，由此强化国民身份认同。仪式是一种有效的合法性手段[57]。陈延年、陈乔年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党员，也是早期的领导者，通过在建党百年之际对建党初期革命烈士的缅怀，建党的国家记忆得以建构，连带的关于建党“初心”的情感也被形塑，从而强化政党合法性。其次，“延乔路”路牌的符号成为互动群体情感能量的聚集点，人们将被国旗、党旗、鲜花包围着的“延乔路”路牌视为一座“临时的纪念碑”，纷纷感叹“中国人的浪漫”，赋予“中国”“中国人”意义和情感。“延乔路”微观的纪念仪式与天安门广场宏大的纪念仪式，在建党百年纪念日这一天，线上线下情感能量同频共振，共同呼应国家仪式所塑造的“神圣时刻”，也共同建构着国家记忆。当你走在繁花盛开的大道上，朵朵鲜花是我，茵茵绿草是我，熠熠星光亦是我，我仍守护着这万里山河。（PAP）陈延年、陈乔年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在看到他们最后的结局时真的好难过，虽然面临死亡，但他们依然能微笑面对，这就是勇敢的中国人。（JZS）中国人，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活。我们活着，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过得更好，不让孩子们受苦；我们活着，是为了不负先辈为我们的无私付出甚至是流血牺牲，不给先辈丢脸。这就是我们民族能够永远向前进的不竭动力。这种动力是一种传承，深深烙印在每个华夏儿女的血液中。不负先辈，不负下一代！(ZSL)最后，在互动仪式的过程中，群体成员情感能量增强，产生团结感和归属感，国家符号作为一种“神圣物”得以形成。“延乔路”路牌上插满的国旗、党旗作为政治象征符号，是群体成员在互动仪式中的情感投射，使纪念革命烈士的情感与国家、政党的情感深刻勾连。通过反复利用既定的、带有强烈情感特征的有力象征，仪式成为政治信仰的重要铸造者[58]。“延乔路”可以视为一个“情动空间”（affective space）[59]，这个空间营造充满共鸣的情感氛围，激发情动的身体。在这场纪念仪式中，陈延年、陈乔年的符号经由与国家、政党符号的勾连被神圣化、抽象化，而国家、政党的符号则经由与陈延年、陈乔年符号的勾连被人格化、形象化，由此形塑和强化国家认同。四、数字记忆实践的连接性、展演性与流动性（一）数字记忆实践的连接性1.记忆的参与和赋权数字技术与媒介的极大丰富和渗透，使得人们连接或栖息于紧密而发散的社会网络之中，进而重塑时间、空间和记忆[60]。在深度媒介化的今天，社交媒体所具备的记忆功能与其说具有“集体的”性质，不如说更具有“连接的”特征[61]。连接性成为记忆实践最核心的动力机制，使“记忆实践——记忆为何，记忆何为——在本体论层面发生转变”[62]。在“延乔路”线上线下仪式有机联动的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借助社交媒体参与进来，对纪念空间进行“种种干预性的使用、部署、传播和重新表达”[63]，不断重塑记忆之场。社交媒体上数字记忆实践的连接性具有赋权意义，它让普通人有机会更广泛、更便捷地参与到纪念实践中，由此“强化了纪念社群中的民间声音(vernacular voices) ”[64]。社交媒体的技术赋权促进了民众对纪念仪式的接近性，降低了参与的门槛，重塑了纪念仪式的参与感。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运用数字媒体技术将个人的目击转化为公共记录的一部分，将个人的评论转化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参与到记忆书写过程之中。由于陈独秀曾一度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等十项“帽子”，此案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冤假错案；学术界自1980年代以来本着求真求实的精神，开始了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党史和舆论宣传也逐步为陈独秀“摘帽”平反，逐步恢复陈独秀的历史本来面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65]。他的后人也曾一度遭受着艰难坎坷、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连在安庆的陈独秀墓园和陈氏故居也曾一度破败不堪，在长期艰难的争取中才得以部分修缮[66]。由于复杂的政治历史因素，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故事也长期被遗忘和边缘化，没有被作为烈士事迹进行大规模宣传。不少网友为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被刻意遗忘鸣不平，也重申纪念他们的必要性：他们父子被我们遗忘或者忽略了多少年！（SGX）安庆有延年乔年的故居,从小到大听复建的消息都好几次了，但始终未能复建，怒其不争啊！希望有关部门能好好重修它。（YTJ）铭记他们。死去不是终点，遗忘才是。（XYP）陈延年宁死不跪，被乱刀砍死，最后被分尸。陈乔年被枪杀，全身都是枪眼子，俩人都没有留下尸体，都被抛到黄浦江。妹妹玉莹得知噩耗后，不久也吐血不治而亡。想起来依然很痛，我们会永远记着你们，记着为了革命牺牲的先烈们。（CMR）不怪我们不认识，怪那些比我们早知道也有责任让我们知道而没早让我们知道的人。（MQH）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在特定的时机下联结在一起，形成短暂地分享共同价值理念和情感体验的记忆社群，为某种被长期忽视的记忆赋权。除了“延乔路”，自《觉醒年代》热播以来，关于陈延年、陈乔年的纪念已经在多地形成记忆之场，并在线上建构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媒介事件。2021年7月4日，陈延年牺牲9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合肥的“延乔路”路牌前，安庆青少年宫内的陈延年雕像前，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陈延年、陈乔年烈士墓碑前，都迎来许多悼念者敬献鲜花、信件、卡片等，并在线上形塑相关热搜议题，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陈延年、陈乔年在被长期遗忘、边缘化之后，由于《觉醒年代》的热播以及建党百年纪念的契机被重新发现，而民众围绕“延乔路”话题的广泛连接、参与，凸显了数字记忆实践传播的广度和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被遗忘、被边缘化的记忆得以被更多关注与了解。2.记忆的竞争与冲突网络空间不同节点的互动可以产生社会团结，也会引发社会冲突。尽管无论线上还是线下的纪念仪式都具有互动性，但数字记忆“在纪念形式内部提供了更大的开放性、可近用性和争议性”[67]。“澎湃新闻”所主持的“#市民建议在延乔路设地铁站”的话题之下，因编辑一开始误将陈延年、陈乔年的家乡写成了安徽合肥，引来合肥人和安庆人为各自地方纪念两位烈士的合法性而争吵。合肥和安庆，究竟什么地方才有资格作为陈延年、陈乔年烈士的纪念空间？（表3）安庆人怪合肥“蹭热度”，强调烈士纪念的地缘意义；而合肥人则怪安庆宣传不到位，强调合肥“延乔路”纪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安庆作为安徽省内最早的省会城市，连同早期的临时省会，有近270年的历史[68]。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安庆与合肥的省会之争，在民间的争议声由来已久，两个城市在地方文化优势上也一直暗暗较劲。革命烈士的家乡作为一种红色象征资源也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记忆是一个动态的、建构性的过程，纪念什么、如何记忆，是不同主体对话、协商与竞争的结果。不同地方群体为纪念合法性产生竞争与冲突，争夺纪念空间生产和历史阐释的权力。这表明“延乔路”纪念空间和记忆之场的生产实践还受到了地方文化逻辑的影响。（二）数字记忆实践的展演性1.记忆的景观与认同的展演在“延乔路”走红之后，来“延乔路”路牌“打卡”成为2021年“七一”后一段时间内的热点。拍照、发帖、点赞、转发、评论等也是一种对外展演与界定自己身份认同的行动。线下的实体场景成为线上的媒介景观，线上的热烈互动又反过来促使更多人前往实体场景“打卡”，参与到这场纪念仪式之中。在这场数字记忆实践中，不同层面的记忆行动者试图“向他人展示其社会情境的意义”，“引导他人接受其动机和解释”，进行“文化表演”[69]。在个体层面，追逐“打卡”的纪念实践也是个体数字化社交生活的一部分，遵循网红文化的表演逻辑，以媒介能见度和流量聚集为动力促进用户的参与。但也有人质疑这样的纪念“有点变味”，影响了纪念仪式的严肃性和情感的本真性。在这种情境中，人与物乃至事件被视为一种景观、一种表演，被有意识地观看，即“被有意地取景、注意、凝视、标注和控制”[70]。尽管公众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为记忆赋权，但往往又受制于记忆的传播情境、机制和话语机会结构，更多体现为一种以仪式为中介对主导性纪念叙事、情感和程式化记忆脚本的展演。在更为宏观的国家层面，国家记忆也对“延乔路”的象征资源和纪念空间进行反复征用，不断策展线上线下的纪念仪式，吸引人们参与，展演政治与文化意义的国家认同。2021年7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将“延乔路的尽头已经通往繁华大道”正式纳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叙事话语中，将陈延年、陈乔年烈士的牺牲精神视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象征，并作为一种“恢弘史诗的力量之源”被刻写在国家记忆之中[71] 。2021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延乔路，又被鲜花包围了》，再现国庆期间“延乔路”路牌旁摆满群众献上的国旗、鲜花、留言卡片，并与国庆主题勾连，突出“山河无恙、盛世如愿”的话语[72]。这一内容策展试图再次展演“延乔路”纪念仪式，再生产“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的互联网模因和“盛世”隐喻，强化“致谢与国家自信”的记忆图式。在地方层面，合肥市政府借助“延乔路”的关注度，积极挖掘其红色象征资源，主动进行记忆策展。2021年7月21日，安徽省委网信办、合肥市委宣传部、中国青年报社以“延乔路”为主题共同摄制MV《唱给你听》，并邀请《觉醒年代》陈延年、陈乔年的扮演者参与音频朗诵。这一作品是安徽省庆祝建党百年网络文化季系列主题活动的重要内容，并在多个网络平台传播[73]。2021年10月，合肥市明确将启动延乔路改造计划，力求以延乔路为中轴线，串联两侧区域，整体建设红色文化街区，打造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通过雕塑、浮雕、地雕、灯箱、电子屏、景观小品等多种展示手段，便于公众进行互动体验、留言寄语、网红打卡、网络直播等，并对延乔路两侧的基础配套设施等进行改造，以革命历程故事线进行串联，形成主题展示空间[74]。2022年2月16日，该改造工程正式启动，2022年7月1日主路开放通车，力图“打造延乔路红色文化氛围，为市民缅怀先烈提供理想环境”[75]。目前，延乔路的改造计划已基本实现。这一空间改造工程通过整体形象设计、关键节点营造，形塑参与式的、具有网络展演表现力的纪念空间，“通过建立一整套以展示和感染为目标的符号体系,来制造卷入效应，培育认同”[76]。2.记忆的后台与认同展演的裂隙在“#市民建议在延乔路设地铁站#”的话题下，一张延乔路周边某小区业主群的对话截图将记忆的“后台”场景曝光，引发关于纪念的争议。该小区业主转发延乔路上献花的视频，表示“我们家门口彻底火了”，呼吁邻居们“大家都去建议政府在延乔路设立地铁站，把地铁规划到这里，这是一次宝贵的机会，抓住这次热度，我们的房价还能涨”，群里纷纷跟帖“这次机会难得”“邻居们抓住这次机会”。这张业主群的截屏被传到微博上迅速引起广大网友的愤怒与批评，人们纷纷谴责这种在记忆前台展演对烈士的纪念和“爱国”认同，而在记忆后台却消费对烈士的纪念、盘算抬高房价的行径。典型的批评话语诸如，“嘴上是爱国，心里是生意”“附近小区想蹭热度就道德绑架政府吗？都是生意罢了”“吃人血馒头都吃到烈士身上了吗”“不要让烈士成为某些唯利是图之人的牟利工具”“过度消费还有那些蹭热度为了自身利益的，简直是对烈士们的侮辱”“纪念烈士有纪念碑、有烈士陵园，没见过用地铁站纪念的，算盘打得也太响了”等等。记忆的后台潜藏着隐性的社会剧本，展现与记忆前台相悖的另一种记忆的表征与动力。这一记忆的后台以该小区业主群的社区媒体运作，在某个契机下被曝光于面向公众的社交媒体，揭开一些记忆行动者认同展演的裂隙。后台区域往往凸现出“那些被掩盖的事实”，藏有前台表演行为“最具关键性的秘密”，即行动者“卸装”后的真实动机和剧目设计[77]。修建“延乔路”地铁站的诉求，意在提升延乔路一带的象征资本，从而优化区域空间，提升周边社区的环境，引入交通、环境等利好资源，其本身作为一种城市规划与空间更新的诉求并未引起公众争议。然而记忆前台与后台的冲突，让炒作房价的隐蔽动机浮现，引发人们重新审视与批判这一纪念诉求的合法性。一位网友（RWS）气愤地说：“他们生于安庆，牺牲于上海，他们为中国的光明付出了生命，死后即使不能被每个人记住，也不该被当作某些人投机的工具，拒绝以烈士之名行商业之实！”对于一部分本地周边居民来说，其现实利益，即意欲将“延乔路”纪念空间的象征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才是推动其参与纪念的潜在动力。由此可见，该纪念空间和记忆之场的生产实践还受到空间经济逻辑的影响。（三）数字记忆实践的流动性1.记忆的预媒介化、拟像化与图式化首先，“延乔路”的数字记忆实践体现出预媒介化的特点。一方面，记忆的预媒介化指涉一种文化记忆的跨媒介（transmedia）机制，是过去与现在的互动；文化记忆的互媒机制，通常体现为一种“双重运动”，即“预媒介化”（premediation）和“再媒介化”(remediation)之间的互动[78]。“预媒介化”（又译作“预见”）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个社会中流通的既有媒介为将来的体验及其再现提供了图式；它指一种关于观察、命名和叙述的文化实践，既是由媒介传达的记忆的效果，也是后者的起点[79]。在“延乔路”的相关话题讨论中，很多人表示是因为《觉醒年代》才知道了陈延年、陈乔年，可见这部剧的社会影响力。并且，陈延年、陈乔年的故事是因为《觉醒年代》而被大众所记忆，《觉醒年代》提供了公众对陈延年、陈乔年革命烈士记忆的情境和脚本。因此，“延乔路”内容策展和纪念仪式征用了《觉醒年代》的故事、影像符号及其在观众中酝酿的情感能量，无论线上线下都洋溢着一种浪漫化的情感。可以说，《觉醒年代》对陈延年、陈乔年的再现，预媒介化了人们对“延乔路”的理解与纪念。另一方面，记忆的预媒介化还体现为记忆对未来的建构，即“在一切都还没有尘埃落定的时候，试图想象、塑造或挑战未来的纪念文化”[80]。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系列关于“延乔路”纪念空间改造的规划是对未来纪念文化的塑造。没看《觉醒年代》之前，从不知道合肥还有一条叫做延乔路的马路，而他离我仅4公里。没看《觉醒年代》之前，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对兄弟，延年、乔年。今天终于看到了全剧最令人揪心的一个片段，不禁泪流满面。平行时空下，一边是延年乔年两兄弟微笑挥手向父亲陈独秀告别，意气风发中又有一丝不舍，毅然踏上寻找救国真理之路；一边是两兄弟英勇就义，满身血污，慷慨赴死，目光却澄澈坚定，朝他们的父亲笑，透过屏幕朝我们笑……那一刻怎么能不让人心如刀割……而他们的父亲，眼含热泪，或许送别儿子的那一刻，老父亲已经预见了他们的结局。而一门忠烈父子，救国图强，义无反顾……（DCD）其次，在对陈延年、陈乔年烈士的纪念中，《觉醒年代》的影像记忆代替了对真实的革命烈士的记忆，数字记忆实践呈现出拟像化、图式化的特征。“延乔路”话题文本中，绝大部分使用了《觉醒年代》演员的剧照、动图或视频，只有个别话题使用了革命烈士真实的照片，记忆变成了表层的符号。鲍德里亚认为，大众媒介营造了后现代拟像社会，“拟象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而变得拟象化了”[81]。当然也有很多网友质疑这种做法，认为不应该只放演员剧照，而应该使用烈士真实的照片。我觉得演员演得好是一方面，但其实缅怀时只发剧照不太合适，历史剧演员的演绎是一方面，但事迹实际上还是烈士们的。（HHQ）虽然两位演员很喜欢，不过还是要多放两位烈士的真实照片，让大家记住烈士模样。（MSY）烈士们有自己的照片，请不要用剧照替代他们,请尊重真正的烈士!（TTT）更进一步地说，这种记忆拟像化背后的深层机制是记忆的图式化，是一种即时快餐式的纪念。所谓记忆的“图式化”（schematization）是指当人们面对纷繁零落、变化迅速的数字记忆时，为了寻求一种文化上的安全感和连续性，调用过去的图式来对当下事件展开记忆[82]。对于“延乔路”数字记忆实践来说，记忆的图式化一方面来自于社交媒体的加速传播，另一方面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中革命烈士纪念文化的惯习。《觉醒年代》中陈延年、陈乔年牺牲的一幕，两位烈士刑场就义前的决绝凛然、赴法留学时的回眸微笑以交叉蒙太奇的剪辑渲染情绪、扣人心弦，而“延乔路”话题的大部分配图使用了这一幕的动图或视频。陈延年、陈乔年牺牲一幕在其数字记忆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情感可供性，能够为公众提供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理想信念，进而构成国家政治认同感的基础。2.记忆狂热与遗忘的加速“延乔路”记忆的狂热，带来了记忆符号的累积和膨胀，但这些符号又往往以互联网模因的机制不断复制和再生产，导致同质化的重复。这种记忆生态是一种所谓的“记忆过剩”[83]。后稀缺文化对记忆的即时性、广泛性和丰富性有着无法满足的需求，这创造出某种记忆黑洞，导致事件在个体或公共层面上的意义尚不明朗的时候，就被吸入记忆轨道[84]。首先，在这场数字记忆实践中，情绪表达代替了严肃的历史记忆，记忆流于在特定情境中的情绪抒发，却缺乏对真实烈士形象的记忆，也没有生产更丰富、更深入的内容。两位烈士的生命故事始终处在悬浮的状态，因为流量的热度被关注，但并未真正被深入挖掘和记忆。对此现象，有网友批评道，“怀念先烈最好的方式就是永远记住他们并以此为榜样，别只是这几天自我感动”（XHS），“《觉醒年代》没有播之前不见这么多人缅怀乔年延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能在平时就注意多学一点历史尤其是党史”（JHB）。鲍德里亚曾敏锐地指出，“存在两种形式的遗忘，一种是缓慢或粗暴地消除记忆，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对特定现象的大张旗鼓的宣扬，将之从历史空间带入广告领域，媒介变成声誉的世俗策略得以施展的场所”[85]。数字记忆图式化和模因式的传播，看似“大张旗鼓的宣扬”，但当历史变成了后现代拟像，人们的记忆离真实的历史人物却越来越远。其次，大规模的媒介曝光，并不代表记忆的广度和深度。在本研究所统计的关于“延乔路”的30个话题中，只有“江苏新闻”主持的“#纪念陈氏兄弟的延乔路通往繁华大道#”话题较为详细地涉及党史。这是一档名为《红色珍档》的节目，通过采访陈独秀孙女陈长璞、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研究室研究员徐贞、江苏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刘维荣，挖掘了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早年创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报《少年》以及担任中共江苏省委重要领导职务时期开展革命工作的历史。很多话题虽然不断抒发对两位烈士的纪念情感，但对纪念什么、为何纪念却语焉不详，更多只是呈现《觉醒年代》中零星的故事和形象，而缺少其他更丰富的、历时性的维度。这也正是某种后现代主义历史再现的症候，即所谓无深度感、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以及文化语言的精神分裂性[86]。这一数字记忆实践呈现了记忆的表层景观，却把历史深层的内核抽空，无法形塑深度的历史意识，而多元、流动、分裂的记忆主体又使得记忆的话语更加碎片化，难以沉淀。并且，这种记忆狂热中仍然嵌入了更深层次对历史的遗忘，即关于历史“遗忘”本身的遗忘。这两位革命烈士为何会被遗忘，为何直到现在才浮现在大众视野之中，这一问题却是这一记忆狂热中意味深长的空白。康纳顿在关于遗忘类型的分析中指出，真实的记忆过程更为复杂，大张旗鼓地宣扬和共谋式的沉默会同时发生[87]。胡伊森指出后现代记忆的矛盾性，当历史被大规模地博物馆化,历史意识却同时减损，普遍性的遗忘成为一种文化症候[88]。“延乔路”的记忆狂热主要体现为呼应政治文化的即时性需求，而缺乏深度的历史意识。此外，“延乔路”的记忆也容易消弭在数字化的洪流中，热度一过，流量和注意力即被其他热点议题转移，关于“延乔路”的话题不再更新，甚至有些内容还被平台或用户删除。算法是一种内容策展的装置，“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隐蔽地操控着流量、注意力、资源和权力的分配”[89]。由于热评、热转、热搜以及推荐机制的存在，符号互动呈现出“马太效应”；一旦某一话题形成热点，流量的加持又进一步促进用户的参与和符号的再生产。当“延乔路”话题呈现一定热度时，平台算法技术会不断加持其流量，而当话题失去时效性，平台内容分发的支持也随之骤减。从这个意义上说，算法也是数字记忆与遗忘的装置。算法助推记忆狂热，也加速遗忘，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智能分发、叠加推荐、热度加权”的算法逻辑不断制造某一话题的“记忆狂热”，也在不断追逐新的热点，导致话题记忆的速朽。社交媒体所提供的情感结构是“具有阈限性的结构，即流动的，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处于一种永久的新颖性、过渡性和反思性的状态”[90]。有网友指出：“说实话在看《觉醒年代》之前，我并不知道延年和乔年，想必很多人也如此。不如就通过建雕塑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吧。我想在很多很多年后，人们经过延乔路，还能看见那两个年轻有力的身影，而不是让他们消失在《觉醒年代》所带来的三分钟热度里。”（WJS）可以说，“延乔路”纪念空间和记忆之场的生产实践还受到了社交媒体平台技术逻辑的影响。人们在数字记忆热潮中快速的、浅度的参与，难以形成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集体记忆内容，体现了该记忆之场在时间、空间与心理上的流动性。五、结语：建构“延乔路”的纪念空间与记忆之场人们在特定的纪念时间和空间里举行神圣的纪念仪式，就会形成以这个时间和空间为节点的“记忆之场”，它具有“物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91] 。“延乔路”是一条具有纪念性名称的道路，但在《觉醒年代》热播之前，只有一些规划者理解这条道路背后的纪念意义。它的意义并不为公众所知，也没有纪念仪式被唤起，因此此时的“延乔路”虽然具有物质性，但还并不具有“记忆之场”实质的功能性和象征性。而在建党百年纪念的情境中，“延乔路”线上线下的纪念仪式不断生产该空间的符号，激发人们的互动和参与，塑造该空间的象征意义，赋予空间以纪念性和情动氛围，此时的“延乔路”才真正成为“记忆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在延乔路设烈士雕塑等一系列纪念空间规划的诉求，也是希望增强空间的纪念性，更能发挥与公众互动的功能性和唤醒记忆的象征性，从而将瞬时的、流动的纪念空间转变为相对持久的、稳定的纪念空间。“延乔路”纪念空间与记忆之场是在社交媒体内容策展和纪念仪式中不断生成的，而不是先有纪念空间再有纪念仪式；该纪念空间不是由传统的记忆机构（如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生产、管理和运作，其空间的生成有赖于媒体机构与民众线上线下参与的力量。正如陈蕴茜所言：“纪念空间因为有了纪念仪式，其所具有的纪念性才被突出并抽离出来，通过仪式而被赋予神圣性。因此，纪念仪式反过来强化了空间的纪念性。否则，纪念空间就是僵死的、没有生命力的空间，也难以对人们的记忆产生影响。而纪念仪式的举行，则有赖于记忆主体的参与。”[92] 也就是说，纪念空间一旦失去了和记忆主体的真实互动与联结，记忆便与历史和现实断裂，纪念性消散；而纪念空间的纪念仪式唤起主体的参与，重建过去与我们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只有“活的记忆”才能够在纪念空间中传承，这一纪念空间因记忆主体的连接、参与和意义建构，才具有真实的纪念性。“延乔路”纪念空间与记忆之场的生产实践不仅受制于国家政治的逻辑，还有地方文化、空间经济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技术的逻辑，也充分体现了数字记忆实践的连接性、展演性与流动性。“延乔路”记忆之场生产的特殊情境限定了该空间的议题边界与话语机会结构，也影响了参与者的集体记忆行为。在建党百年纪念的情境下，官方与民间力量共同参与的集体记忆行为也是一种国家认同的建构与展演，勾连过去、现实与未来的有机联系。感动、缅怀、致敬、致谢、国家自信、励志等情感的聚合和联结在互联网模因的传播机制中不断再生产革命烈士的记忆图式和纪念文化，也不断形塑和强化国家认同。然而，数字记忆实践中同样充满了悖论，在参与和赋权中亦有竞争与冲突，在认同展演中存在矛盾与裂隙，在记忆狂热中隐藏着遗忘的加速。社交媒体平台改变了人们记忆与遗忘的组织方式，生产数字记忆实践独特的空间经验、时间经验、身体经验、认知和情感经验，影响社会文化意义的建构，形塑新的记忆生态。总之，“延乔路”的纪念空间与记忆之场仍然在动态的建构过程之中，不断生成与流变。数字记忆始终在流动，始终在特定情境中不断勾连与消解，又在稍纵即逝中不断追寻。

• 作者：袁梦倩，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93

•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11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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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文颖 徐秋染 

   校对: 李韵奕 

审核: 段吉平  邓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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